《周易外传》，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阐发易理的重要哲学著作。书分7卷，前4卷分论各卦，5、6卷论《系辞》，末卷论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。共130余篇。

《周易外传》提出“天下惟器”、“常而可依”的观点，通过“体用”、“有无”、“虚实”等范畴，指明客观事物互相依存“可依而常有”，绝非虚妄，“从其用而知其体之用”，“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”，论证了世界统一于物质实体。强调“据器而道存”，“无其器则无其道”，“道因时而万殊”，论证了道随器变的进化史观。书中驳斥了“太极动静而生阴阳”的传统观点，肯定阴阳之外无太极，太极乃是阴阳对立统一的总体，“乾坤并建”，“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”，“行不孤，则必丽物以为质”，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根源于事物的内部矛盾。书中指出阴阳相反相成，“相反而固会其通”，“合二以一者，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”，揭示了朴素辩证法的矛盾观。书中针对佛、道二教的主静论和生死观，提出了“主动”、“尊生”的观点，认为“太虚本动”，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，“至常者生”，生生不息是宇宙的根本法则;“推故而别致其新”，“死亦生之大造”，旧事物的死亡正是新事物诞生的条件。书中把“知”、“能”视为人所独具的认识和实践的潜能，主张“知能同功而成德业”，反对“尊知而贱能”，强调充分发挥人的“知”、“能”作用。《周易外传》的这些思想，对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曾产生过积极影响。

王夫之《周易外传》收入《船山遗书》中。1962年中华书局据金陵《船山遗书》刻本参照王嘉恺抄本、太平洋书店排印本进行对勘，并校、点、分段，出版了《周易外传》排印单行本，1977年又修订、重排、出版。

王夫之(汉语拼音：Wang Fuzhi;1619～1692)，明末清初思想家。湖南衡阳人。字而农，号姜斋，中年别号卖姜翁、壶子、一壶道人等。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石船山，自署船山老农，船山遗老、船山病叟等，学者称船山先生。出身于没落地主知识分子家庭。自幼遍读群经，14岁入县学。青年时代，一方面留恋科举仕途，另一方面立志匡时救国，组织“行社”、“匡社”。崇祯十五年(1642)，在武昌考中举人。翌年张献忠农民军入衡阳，邀王夫之加盟，他佯装伤病相拒。清军入关后，上书明朝湖北巡抚，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抵抗清军。

顺治四年(1647)，清军攻陷衡阳，王夫之的父亲、叔父、二兄在战乱中蒙难。次年，他与好友管嗣袭等在衡山举兵抗清，后失败投奔南明。此期间他结识了方以智等。嗣后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，为弹劾权奸事，险遭残害，经农民军领袖高一功营救脱险，逃归湖南，入隐耶姜山。顺治九年，李定国率大西农民军收复衡阳，又派人招请王夫之，他托辞未就。从此隐居湘南一带，经历了3年流亡生活。他更名改姓，假扮瑶人，隐居荒山破庙中。其后移居常宁西庄源，以教书为生，其间撰成《周易外传》、《老子衍》两部著作。51岁时自题堂联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”。71岁时自题墓志铭：“抱刘越石之孤忠”，“希张横渠之正学”。

王夫之博通经学、小学、子学、史学、文学、政法、伦理等诸学，兼通天文、历数、医理、兵法及至卜筮、星象之学，且留心当时已传入的西学。其著述传世的有73种，401卷，散佚的约20种。主要哲学著作有《周易外传》、《周易内传》、《尚书引义》、《张子正蒙注》、《读四书大全说》、《诗广传》、《思问录》、《老子衍》、《庄子通》、《相宗络索》、《黄书》、《噩梦》、《续春秋左氏传博议》、《春秋世论》、《读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等。

王夫之的著作生前皆未刊行，辞世后，其子王敔选刻的10余种也流布甚少。鸦片战争后，王夫之的著作受到重视，被汇编成《船山遗书》多次出梓，流传海内外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他的著作出版、佚文的收集刊印得到重视。

“太虚一实”的本体论　王夫之继承张载的“气”论，认为宇宙除“气”以外，更无他物。“太虚，一实者也”，即“气”是一种实体，“气”之“实”又是“实有”的，“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”。在理气关系上，他认为“理依于气”，“气”是“实有”的体，“理”是“气”的规定、规律。他强调讲心、性、天、理等问题必须从“实有”之“气”出发，否则就是空无一物的妄论。在道器关系上，王夫之认为“无其器则无其道”，道在器中，实存的只是器，“天下惟器而已矣”。“道者器之道”，道不是单独的实存，而是通过实有之器体现的，“据器而道存，离器而道毁”。

“太虚本动，天地日新”的动静观　王夫之提出“物动而已”，宇宙万物是动以入动，没有停止、间断，在这种不间断的动中，世界生生不息。与传统儒家、道家重“静”说不同，他强调“动”是“恒”，“静由动得”，“静”是相对于“动”而言的，一切无不在动。他发展了张载的气化论思想，强调“天地之化日新”，事物是“推故而别致其新”而“实有”的。事物是生生日新的存在。他进一步认为“物动”而“日新”的内在机理在于二气“必相反而相为仇”，同时“相反而固会其通”。王夫之认为阴阳二气之相反又相通，是一致的。他认为合分相即。一方面，在其分处即有合;另一方面，在其合处已有分。他还认为阴阳是相分的，但又是恒通的，分中有合。二者不是对立相迫的，而是即分即合的，此即是“恒常”。

“因所以发能、能必副其所”的知识论　王夫之改造了佛教哲学的“能”、“所”概念。“所”指知识活动的对象，是实有其体的，“能”则是知识活动主体功能，是实有其用的，二者的关系是“因所以发能”，“能必副其所”。客观世界是知识活动对象，知识活动对象是知识活动的前提。在知行关系问题上，王夫之认为“行可兼知，而知不可兼行”。行中有知而知可以相对独立，不与行相比肩。他从现实经验层面上强调“行”的重要性。同时他又认为“知行相资以为用”，在知行的逻辑关系上，强调知行是互为条件的，知中有行，行中有知。他还指出：“知之尽，则实践之。”认为人的知识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能“竭天”即穷尽对事物的认识的。人的知识活动是主体的能动，在“实践”中“知行相资”，由“知行相资”可以达至“知之尽”，知之尽还要实践之。

“理势合一”的历史观　王夫之认为历史的发展“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”，是有自己的法则和必然性、规律性的。“势”是一定如此，不可逆转的趋势，“理”是规律性。他认为“理”与“势”是不可分的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是“理成势”、“势成理”的关系。他认为社会历史是十分复杂的，但是“推其所以然之由，辨别不尽然之实”，就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“理”、“势”。在历史发展的“理势合一”理解中，王夫之尤其强调在“民心之大同”处见“理”、“势”。他继承发展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，认为民之“视听”、“聪明”、“好恶”、“德怨”、“莫不有理”，民心民意即是历史的“理”、“势”所在。在这个意义上他说“即民以见天”，“举天而属之民”。即民即天，民是历史“理”、“势”的载体。他继而提出“重民”、“畏民”的主张。

“有欲斯有理”的伦理思想　王夫之认为“性者生理也”，人的生命生活本身就是性之所在，包括人的生理、心理欲望等，人之性是不能抛开“饮食起居、见闻言动”来谈的。他认为人之“所欲斯有理”，物质生活、饮食、男女之属是“人之所大共”。他认为人的道德义理与物质欲望不可以分为两截，必须“珍生”、“贵义”相一致，义与生的任何断裂，都不是真实的“性”。王夫之还认为人之性是“日生日成”的，是生动、具体的，不可僵死地对待，远古之时的人之性与当今之时的人之性有不同的历史内容。王夫之的理欲一致的思想，具有启蒙思想的特点。

“内极才情，外周物理”的美学思想　王夫之认为美“虽有在心、在物之分”，是才情与物理的统一，诗艺之人要发明才情以内极之，又要用于外物之理，使二者融于一炉，浑然一体，从而“体物而得神”。王夫之的才情与物景相交融的美学思想，影响了晚清王国维。关于艺术创造问题，他主张“即目”、“直寻”，强调即物以直截感悟，反对“以名言之理相求”。

王夫之的思想是他所处的“天崩地解”时代的思想集大成，具有丰富的内容、邃远的深度和鲜亮的时代气息。他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谭嗣同诗赞曰：“万物招苏天地曙，要凭南岳一声雷。”他称王夫之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地人之故的第一人。章太炎则颂曰：“当清之季，卓然能兴起顽儒，以成光复之绩者，独赖而农一家而已。”